藏书，主要指私家藏书，作为一种绵延了数千年的文化现象，由潺潺小溪汇成滔滔大江，终于在本世纪变成涓涓细流，走到了历史的尽头。然而，对这一文化现象的研究却在世纪末达到了历史的高峰。其主要标志是一批研究专著，如《中国藏书通史》、《中国藏书楼》、《藏书与文化》、《中国近代藏书文化》等相继问世。
中国古代藏书可分为公藏和私藏两类，公藏指宫廷、书院和寺院藏书，私藏即私家藏书。由于封建社会知识私有等原因，在中国古代，藏书主要是私人行为。私家藏书史可以追溯到孔子那个时代，唐宋已成规模，至明清达到鼎盛，清代有明确史实记载的藏书家近千人。一批著名的藏书楼，如宁波天一阁、聊城海源阁、常熟铁琴铜剑楼等至今风采依旧。
可是，与恢宏的中国历史藏书现象相比，关于藏书文化的研究却相当苍白，有关学者在古纸堆里寻觅疏理，找来找去也就是那么几篇，如曹溶的《流通古书约》、孙庆增的《藏书纪要》、叶德辉的《藏书十约》等，这些论述主要还是对藏书措理、书籍流通方面的论述。还有就是散见于史志、笔记小说、志状碑帖中关于藏书的零星史料。
对中国藏书文化的研究，可以说始于1897年叶昌炽的《藏书纪事诗》。叶昌炽仿照《南宋杂事诗》的体例，领以七言绝句，条举事实，详注其下，共计传录藏书家七百多人。“唯采掇历来藏书家遗闻佚事”，实际上是一部藏书家的史料集。二、三十年代，形成了一次关于藏书文化的研究热潮，产生了一批学术论著。主要有，1929年杨立诚与金步瀛合编的《中国藏书家考略》，次年蒋吟秋辑编的《吴中藏书家考略》、陈登源著《古今典籍聚散考》，1935年谭卓垣著《清代藏书楼发展史》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吴晗三十年代在燕京大学图书馆作馆员期间，用半年时间，搜集并抄录了399位浙江藏书家，490位江苏藏书家的史料，先后编成《两浙藏书家史略》和《江苏藏书家史略》。两书共14万字，分别刊于1932年《清华周刊》和1933年《图书馆学季刊》。但总体说来，二三十年代对于藏书文化的研究基本上还处于藏书史的范围内。
新一轮藏书文化研究开始于80年代。1982年，由李希泌和张椒华所编40万字的《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（春秋至五四前后）》出版，这部书成为治藏书之学的津梁。接着，《中国著名藏书家传略》（1986年，郑伟章、李万健著）、《近代藏书三十家》（1983年，台湾学者苏精著）、《浙江藏书家藏书楼》（1987年，顾志兴著）等著作相继出版。在藏书文化研究的有关资料方面，徐雁和王燕均主编的《中国历史藏书论著读本》和王光余编的《藏书四记》等，也都很有资料价值。
随着藏书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，编著一部中国藏书史的条件具备了，时机也成熟了。1996年冬，在宁波召开了一次“天一阁与中国藏书文化研讨会”。在此次会上，有关学者决定联手编著《中国藏书通史》，并请出宁波籍知名学者、中华书局总编辑傅璇琮与武汉大学教授谢灼华出任主编。据参加此书编著的徐雁介绍，该书有三个显著特点：一是学术构架恢宏。全书共9编50余章，分200余节叙述了我国2500余年的藏书史，其中相当的篇幅介绍的是私家藏书史。二是研究角度宏阔。妥善地处理了藏书专史与中国文化学术史之间的辩证关系，从整个中国文化学术发展流变的大背景下来展开论述。如对于“浙东学派”、“唐宋派”、“虞山派”等著名学派与藏书文化之间的关系。三是史与论的有机结合。努力做到史实的叙述与观点的阐发之间融会贯通。如在第六编《明代藏书》中设立专章，讨论藏书活动对于保存前代典籍和养育本代人才之功。这部百万字的藏书史书即将发行。可喜的是，在《中国藏书通史》成书的同时，《中国古代藏书楼》也问世了，这部书由北京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和北大教授萧东发任主编，也计百万字，由先秦叙述到近代，分为八编。任先生在序言中说：“本书概括了中国几千年的藏书史，……全面系统地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建设、发展的历程。它记载着中华文化对人类做出的巨大贡献，无可争议地达到了当时世界文化顶峰。”
以上两部书侧重于藏书史的研究，虽然也注意到了史论结合。《藏书与文化》和《中国近代藏书文化》则用更多的笔墨把藏书事业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来叙述。《藏书与文化》还有一个副标题，古代私家藏书文化研究。此书是国家社科规划基金“八五”青年项目，作者是北师大教授周少川。该书把藏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，置于社会历史环境之中，研究藏书文化在其特定历史阶段与其生产技术、经济水平、文化风尚、人文地理诸因素的关系，这样就拓展了研究范围。同时，探索了藏书文化在文化史上的地位。通过考察藏书活动的各种风尚和习俗，透视藏书家的精神和追求，并进而总结藏书家不同的文化心态，把握藏书文化的主流和支流，说明藏书文化的社会功能和文化积淀。全书近30万字，现已在书店上架。
《中国近代藏书文化》的作者是位叫李雪梅的女士。这很有意思。纵观中国藏书历史，女性涉及此事，真是凤毛麟角。翻翻《藏书纪事诗》，只有在赵明诚条内记述到李清照藏书读书之事，在归有光条内记有其妻王氏藏书佚事。可现在竟然出现了好几位研究藏书文化的女性。据笔者所知，除了这位李女士外，上海有位叫宋路霞的女士，亦在从事藏书研究，曾与人合编《上海藏书纪事诗》。参加《铁琴铜剑楼研究文献集》编著的仲伟行也是一位女士。这真是一种有趣的现象。这本《中国近代藏书文化》分为六章，分别论述了近代藏书文化产生的背景、近代藏书的形成和发展、近代藏书的构成、近代藏书风尚、近代书厄及典籍外流和近代藏书与社会文化等。该书的特点是善于在近代东西方思想文化背景下，讨论了近代藏书家们的收藏行为和心态，从而深入地探讨我国近代藏书事业所走过的历程。
除了这些专著，近年来，《中国典籍与文化》、《收藏家》、《书屋》等刊物，都刊有不少有关藏书文化的文章。关于藏书家的辞典也一下子出了三部。一大批藏书目录出版，其中不少是线装影印的。另外，近年出版的《中国藏书家印鉴》，收集了自北宋贾似道以来300多位藏书家的印鉴3800余方，这对于藏书文化研究也是必不可少的。由此看来，新一轮藏书文化研究，无论规模，还是深度都远远超过了一轮，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的水平，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。
